“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在社交媒體時代，這竟然也可以成為一門“生意”。近期，因為在電視劇中扮演了討厭的角色，一些演員成為網民侮辱謾罵的對象。無良網店順勢推出“陪罵服務”，甚至利用“機器人水軍”攪和輿論場，還分“暢聊”“重點劇情吐槽”等多種模式，差別定價。

仇視、辱罵、誹謗等語言暴力并非始自今日，但的確是在互聯網時代，尤其是自媒體環境中出現了爆發之勢。網絡暴力是現實社會暴力在網絡空間的映射和延伸，它植根于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特性之中，隨互聯網的迭代而升級，隨算法信息分發技術的進步而加劇。在桌面互聯網時代，由于匿名、開放和便利，有鍵盤者即可發聲，在方便信息交流的同時，網絡暴力便已初露端倪。而到了移動互聯網時代，特別是社交媒體時代，網絡暴力擁有了新工具，具備了新形式。

由于社交媒體群組的存在，“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許多在現實世界找不到擁躉的偏狹甚至極端認識，在網絡空間卻有可能“一呼百應”。不僅加固了自身的偏見，也會在網絡群體中形成“同儕效應”，最終助長“群體極化”現象——持極端觀點的人聚在一起，變得更加極端。而人工智能的算法信息分發，則在另外一個意義上助長了偏激或者極端的認識，網民成了“信息蠶”，裹在算法營造的信息繭房中，形成“偏聽偏信”的同溫層效應和回音室效應，使得偏見更加穩固。

已有研究表明，頻繁使用社交媒體會增加人們的心理困擾。但是，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的雙刃劍效應，雖然助長了社會中的激進或極端認識，卻并非網絡空間不斷充斥暴力的最重要原因。在網絡空間，觀點激進的網民有之，認知偏狹的網民有之，但這些往往只能構成輕微的網絡雜音，很快就在茫茫無垠的互聯網信息海洋中消弭無蹤。而由于在社交媒體時代，用戶生成內容(UGC)成為主流，自媒體開始興起，并成為網絡輿論場上的重要角色。流量成為自媒體的生命線，關系到其估值、融資乃至“錢景”。于是，販賣焦慮、攪渾輿論、激發爭議、制造沖突、侮辱謾罵甚至造謠污蔑等做法時有出現，有意無意地制造和推動了網絡暴力。

看到了互聯網流量的價值，一些商家也開始采用不正當手段進行營銷或者詆毀競爭對手，圍繞演藝人士形成“飯圈”，圍繞直播網紅、大V也不斷形成各種各樣的圈層或群組。于是，網絡推手、網絡打手、網絡水軍的攻訐，“飯圈”、游戲圈之間的罵戰，甚至在西方國家為了選舉而進行的輿論爭奪，都成了網絡空間烏煙瘴氣和網絡暴力的重要來源。但是，罵來罵去，熙熙攘攘，最終都是為了利益。網絡暴力既是某些商家或個體的不正當競爭工具，也是一些違法犯罪分子的牟利手段。這些人目的明確、分工細致、技術先進，越來越專業化和職業化，進行有組織的社交媒體暴力活動。特別是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機器人自動生成數據、語言等內容，利用“機器人水軍”攪和輿論場，進行輿論操縱，已不鮮見。

如果說桌面電腦時代的網絡暴力多是現實社會暴力的映射，社交媒體時代的網絡暴力顯然已經成為一種新的“商業”模式。有嚴密的組織，有周到的策劃，有高明的話術，有AI的水軍，有時候甚至能夠形成不小的產業鏈條。這個商業模式和產業鏈條已經成為操縱社交媒體的黑手，刺激盜竊個人信息的網絡黑產，助長網絡空間暴力的生成。

在社交媒體時代，公民個體需要增強自身數字素養，進行更好的心理建設。但如果要更好地凈化網絡生態，就必須精細化瞄準這些有組織的社交媒體暴力，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的打擊。

（作者：支振鋒，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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