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公正”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一般的公正”是報刊的一種形式上的總體姿態，就具體的關于實施的報道或描述而言，“公正”表現為客觀，即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來反映。①新聞報道中，絕對的客觀是一個永遠無限趨近的值，無法完全達到，其中總會有階級的、黨派的、個人的傾向。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提出用“一般的公正”盡量抵擋傾向性這一理念。
“一般的公正”與客觀報道的理念幾乎同時期在19世紀中葉出現。盡管時間已經過去了百余年，但是這種報道理念依舊沒有過時。尤其是在今天各種信息泥沙俱下的轉型時代，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興媒體，客觀報道對于媒體樹立自身權威、引發讀者共鳴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陳力丹教授將“一般的公正”特點歸納為三個方面，即陳述事實;若有傾向流露隱蔽、自然;不造成直接對讀者施加觀點影響的印象。②本文以H大學四屆學生的198位新聞學專業學生的716份消息寫作作業為樣本，分析學生的寫作與“一般的公正”之間的差距，探索“一般的公正”從一種“新聞觀”到“新聞實踐”如何實現。
客觀真實的事實陳述
從普遍聯系的視角而言，在“陳述事實”時“一般的公正”原則應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事實與希望的分離。數據統計顯示，絕大多數學生能夠依據采訪現場的事件來報道新聞，但仍有11.4%的學生作業出現了按照希望來寫新聞的情況。一個比較極端的案例是，一場人數寥寥的講座被寫成“如火如荼”，其原因是學生認為這樣寫才合適。
馬克思在談及“好報刊”與“壞報刊”的區別時有一個眾所周知的標準：“根據事實來描寫事實”還是“根據希望來描寫事實”。所謂的“希望”是一種主觀意愿，有時是“常識”，有時是“麻木”，有時是良好的“祝愿”，無論哪一種都應該被摒棄。新聞從業者要在每一次采寫中對抗想當然的應然和慣性，保持習慣性的警惕和質疑，拋開希望向事實回歸。
2.事實與評論的區分。新聞報道中，記者不能自己發表評論，但統計發現，92.5%的學生在作業中出現了“個人評論”。評論的形式以及存在的目的不一而足，有的是表達對文章主題的回應，有的是對事件發展提出希望，有的是對受訪者提出要求，還有的僅僅是認為“其他的稿子中都有人評論，我的稿子中也應該有評論”。
通過深度訪談筆者了解到，學生們在新聞中加入“個人評論”，“高考前以議論文訓練為主”是這種情況出現的先導條件，“新媒體傳播中‘述’‘評’不分”是對這種高度“評論欲望”的助推。學生在習作中是希望通過“個人評論”讓人更加明確稿子的意圖、信任其表達出來的觀點，但這種“洪荒之力”的背后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效果。恩格斯指出：“使讀者確立無可爭辯的信念，只有明顯的、無可爭辯的事實才能做到這一點……”③“用事實說話”不代表沒有或喪失立場、沒有觀點，而是要通過挖掘“評論”背后可以提供支撐的事實信息來證明觀點;通過對事實的展現來讓讀者自己得出結論，更加信服記者想要表達的觀點。
3.事實選擇的標準。新聞寫作課的教材中以“重要性”“顯著性”“時新性”“接近性”“趣味性”等作為新聞事實選擇的價值標準，雖然操作性上直觀、明了，但學生在具體操作中容易出現“單一”“教條”的問題。筆者在對學生寫作作業分析后發現，48.9%的學生在第一次作業中會出現事實選擇失當的情況，瑣事擴大化、選擇隨意化等問題突出，例如學生把“會議結束后部分同學留下來打掃衛生”等與主題無關的細節留在稿件中;把單個的、偶發的下水道堵塞情況“一驚一乍”地表述為重大突發新聞。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西方新聞價值判斷中“片面性”和“最高理想層面價值觀念缺乏”只注重引起受眾的情感，滿足受眾淺層次需求的問題。④真正的新聞價值不應停留在表層上而是要深入人民的需要之中。馬克思認為“報刊生活在人民當中……它是人民群眾大聲的表達者，是人民聯系世界的有聲的紐帶，是人民精神大聲表達出來的日常政治思想，是人民及其政黨的真正學說的公開表露”。⑤馬克思提出的“人民”標準在實際的新聞采寫中并沒有具體的落實辦法，但可以作為一種深化的認識思路、自覺反省的方法、價值檢驗的途徑，它要求新聞采寫不能“就事論事”而是要尋找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的結合點。
潤物無聲的觀點表達
“一般的公正”要求表達者在表達時如果體現本方傾向，要注意流露隱蔽、自然，筆者認為這涉及以下兩方面：
1.“聲音”來源的構成。馬克思在談及生產過剩理論時，指出了一派學者的觀點后，又談及了其他經濟學家的看法。⑥讓雙方都說話，尤其是讓有明顯錯誤的一方說話，看似是在給有利或需要維護的一方制造麻煩，其實“是為使讀者更加確信一種觀念”。⑦筆者針對學生的“輿論監督”報道作業進行統計發現，63.6%的學生在第一稿報道中缺少被批評者的聲音。在深入訪談時發現，學生或者懼怕與被監督方見面，或者認為問題“真相”已經很明顯地擺在那里了，沒必要再去采訪被批評方。這里面既有能力的問題也有態度的問題，但歸根到底還是對責任感的認識問題。
記者采寫新聞的目的是為了“挑起問題”還是全面客觀地呈現，讓事實與事實自己進行辯論進而推動事件的解決、社會的進步、人的理性進步，這是記者是否秉持公正意識、報道能否體現“一般的公正”理念的一個重要體現。
2.語氣語調的把握。恩格斯在與《前進報》主編李卜克內西通信時說：“如果他們埋怨我的語調，那么，我希望你不要忘記反駁他們，向他們指出杜先生對待馬克思和他的其他先驅者的語調。”恩格斯還指出杜林的語調是“歪曲和辱罵自己的先驅”。⑧馬克思也曾在《摩澤爾記者的辯護》中為自己文章的“粗俗”甚至“粗魯”的語調做出解釋。⑨“有理不在聲高”，馬克思、恩格斯在新聞實踐中非常注重語氣方面的問題，避免溢美溢惡的粗糙化表達帶來的“噪音”讓新聞失去心平氣和、公正說理的面貌。在學生的習作中，與語氣、語調相關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形容詞、副詞等修飾性詞語的使用上。盡管使用修飾性詞語在新聞報道中是不可避免的，但過多使用形容詞容易“讓你(記者—引者注)失去客觀性”。⑩統計發現，高達97.5%的作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修飾過度問題。這其中，既有“拼搏奮斗、并肩作戰”這種空洞、大批量修飾性詞語堆砌的情況，也有“勝利召開”“圓滿完成”“重要講話”等習以為常的、正確廢話式的表達。
潛移默化的觀點影響
新聞報道中，觀點的表達不僅不可避免，有時候還必不可少。不僅是表達的內容，表達的方式也會直接影響讀者對于觀點是否接受、認可。
1.強調身份的轉換。馬克思、恩格斯在新聞實踐中很注重強調自己身份的轉換，轉變過程中透露著弦外之音，這其中既有謙虛態度的表達也有誠心誠意的傳遞，最終指向的是確保新聞應有的公正面貌。恩格斯在致信德國黨的領袖倍倍爾時就表示：“我，作為一個編輯，可以不贊成他們的作(做)法……”在為《新萊茵報》寫作《馬扎爾人的勝利》報道時，開篇就通過與《科倫日報》的對比表示“……我們決不允許自己的傾向性影響我們對馬扎爾人報道的判斷”。實踐中，學生經常忽視身份的轉變，缺少對“我”和“記者”的區分。37.4%的學生把報道中應有的“記者發現”寫成了“我發現”。結合前述92.5%的學生在作業中出現了“個人評論”可以發現，從“我”轉換為“記者”不僅是表達技巧的完善，更是身份的認知，對自己筆下語言作用的認知，對自身承擔的責任的明晰。
2.交代信息來源。在新聞傳播實務中有“當事人”和“知情人”兩種記者必須重視的采訪對象，二者作為不同的信息來源，給受眾帶來不同的公正感。馬克思、恩格斯在《新萊茵報》發表文章時注重標明信源，如“據目擊者談”，“據到達這里的信差說”，“我們再引用一篇載于《波希米亞立憲報》的關于南方軍事行動的報道，這是比較可信的”。匿名消息源也要交代清楚，如“這條消息是以我們從可靠方面得到的傳聞為根據的”。對于一些不可靠的信源，馬克思、恩格斯也要做出說明，如“我們所擁有的唯一資料就是比利時報紙上的那些含混不清、矛盾百出的報道，以及我們自己關于巴黎的知識”。這些清晰的信源交代讓讀者能夠確定自己為什么要信、憑什么相信報道的公正性。統計顯示，80.5%的學生能夠標注信源，但58.3%的學生信源選擇失當，例如，有學生就應不應該“禁摩的”問題采訪新聞傳播學專業的老師進行解讀。也有41.7%的學生在使用匿名信源方面過于隨意和頻繁。這都讓習作報道顯得過于隨意、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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