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題材的報道一直是新聞宣傳的重中之重。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編輯部要我擔綱寫系列報道。這既是對我的信任，也是考驗。但能不能很好地完成報道任務，我心中顧慮很多。因為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和歷史，新聞媒體一直在連續不斷地宣傳，讀者也大多了解，如何寫出新意，讓讀者感興趣，對我來說確實感到有點難。
好在經濟日報社領導和同事都很關心，連續開了兩次策劃會，為我出了不少好點子，同時決定為我開設《紀念建黨80周年革命圣地踏訪》專欄。就這樣，我于去年5月1日開始在北京采訪，5月9日離京去上海，然后轉道湖北、江西、福建、貴州、湖南、四川、甘肅、陜西、河北、廣東等省市區，歷時兩個月，共寫了19篇文章，7萬多字，至今想來，收獲不少。
一、深挖重大事件背后的"為什么"
報社之所以選派我進行革命圣地踏訪，是因為我曾經徒步采訪過長征路，對中國共產黨黨史做過一定的研究，積累了一些第一手的黨史資料。
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為紀念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50周年，我沿紅軍長征的路線，徒步實地采訪，翻越五大雪山，橫穿草地的中心沼澤，丈量出紅軍翻越過的雪山埡口和沼澤地的海拔高度;并且，每走到一個地方，都是50年前紅軍主力同一天的宿營地，同時還要每天寫出一篇稿件。在一年零三天里做到了風雪無阻，傷和病硬挺過來了。這次采訪在全國乃至國際上都引起了較大反響。
我清楚地知道，17年前，全國報紙較少，新聞報道容易產生"轟動效應"。今天富有特色的報刊到處都有，而且都在為宣傳黨的80周年精心策劃。我如果再寫見聞式報道，顯然是不行了，必須寫出新鮮的、有內涵、有特色、有可讀性的深度報道。
觀念變了，定位有了，但要做起來仍然不易。編輯部給我配了一位很強的助手--經濟日報記者部副主任鐘勁。我們覺得要避免史料的堆砌、事件的羅列和文章的膚淺，應當抓住每個重要地點的最重大的事件為主線來展開可能會好一些。我們也學習和研究了一些成功的連續性的專題報道，覺得其中一個重要經驗是既有單篇效應，又形成全局聯動，能讓讀者看了上一篇還想看下一篇。
我們還研究了讀者的需求。覺得在這個重要的時刻，人們需要通過重溫黨的歷史，歌頌黨的豐功偉績，揭示我黨取得勝利之必然的背景。所以，我們決定從隱藏在重大事件背后的"為什么"著手去探討和采訪。
我們采訪的第一個地方是北京的紅樓，它在我黨歷史上十分著名，因為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場所，同時也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者醞釀成立共產主義小組的地方之一。我凝望著紅樓，它的古樸和莊重使我想到了有人評論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猶如普羅米修斯引來了"天火"。這使我受到啟發：中國那么大，為什么"天火"會在北京燃燒?再進一步想，為什么黨的"一大"在上海召開?"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一偉大理論為什么在武漢確立?毛澤東當年為什么要選中山高林密、路曲水險的井岡山建立根據地?……
對于用"為什么"去寫這組系列報道的設想，得到了編輯部的批準。我們又進一步具體研究了如何從縱、橫兩個方面去運用背景資料的問題，目的是凸現整個報道的新聞主題和深化新聞主題。實踐證明，現今讀者對相關的新聞背景的關注程度有時甚至超過了新聞主體本身。我在瑞金寫了戰火中的中央財政為什么能夠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保證了民需和軍需這一問題。6月6日見報的當天上午，財政部部長項懷誠接通了我的手機。他說：文章看到了，很是感動，我一定要盡快抽身和我的同事去瑞金郊外的葉坪，去看看當年的財政部舊址，學習和研究當年的紅色財政專家們是如何勇敢地擔起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當家理財的重任的。不久，項部長去了瑞金。他回來后，對我說："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去了瑞金，受教育很深。希望你們今后能多寫點革命優良傳統的報道。"
二、圍繞重大事件，既要突出新聞性，更要關注
當前正在發生、發展的新問題、新情況、新形勢在重大題材報道中，對相關歷史資料加以精心選取，既可以起到詮釋作用，又能增加文章的歷史縱深感和厚實度，但是用得多了，新聞性就會減弱。如何掌握好這個度，我一直在實踐中探索著。
一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從歷史中發現新聞。
讀者可能都知道上海的"一大"會址，但對于在上海召開的"二大"、"四大"，卻不一定知道。所以我在采訪了"一大"會址后，又用了兩天時間尋訪"二大"、"四大"會址，收獲不小。我在文章里寫道：
"'一大'會址天下皆知。'二大'會址也有跡可尋。'四大'會址的原建筑已不存在。'二大'會址位于成都北路7弄30號，是'一大'代表李達所租的寓所。這是一處被繁華喧鬧緊緊擠逼的靜土--門口緊貼公路，房院左側是一塊緩沖綠地。'二大'會址尚未對外開放，院子正在整修。在這里了解到，我黨創辦的第一個出版社和第一所培養女干部的學校'平民學校'就誕生于此。出版社在黨內的名稱為'人民出版社'，對外叫'廣州人民出版社'。
"據史料，由于當時的斗爭環境，'二大'經常改換地點。
"'四大'會址現存只有東寶興路254弄28支弄3516工廠的兩棟宿舍樓中間的一塊碑，這是1987年11月17日立的。據黨史辦的同志介紹，'四大'原址是租下來的一幢紅色小樓，抗日戰爭中毀于戰火。"
這些文字寫的是史料，但因為知道的人不多，所以成了新聞。文章發表以后，連上海的好幾個讀者也打來電話，希望我就黨的"二大"、"四大"的會址和會議召開的情況再寫一篇。
二是從親身經歷的對比中反映現今的變化，以豐富新聞主題。
在中國共產黨的成長之路上，遵義是一個偉大的轉折點。從這里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走向成熟。寫遵義的文章一直很多，在紀念建黨80周年的宣傳中，我該怎么寫呢?為了避免雷同，也為了整個系列報道的體例和聯動，我把寫遵義的主題定位放在為什么說遵義會議是一個偉大的轉折點上來寫。
初稿出來后，我覺得報道的深度、力度是有了，甚至還有了高度，但畢竟這是個大家熟悉的題材，新聞太少，所以我在介紹會址后，補充了下面的一段話：
"對我而言，參觀會議舊址已屬舊地重游，這幢貴州匠人精雕細琢的小洋樓，17年前就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但這次參觀又給了我新的收獲，僅會議舊址我就又了解到三件事。
"第一是關于'遵義會議會址'題字。這六個字是毛澤東1964年11月應貴州省委請求題寫的，據說除此之外毛澤東還沒有給其它革命舊址和紀念地題過字匾。
"第二是關于會議舊址原主人柏輝章。柏原為貴州軍閥，后被蔣介石收編。紅軍離開遵義后，柏輝章又回到了自己的小洋樓。1949年6月，時任貴州第二綏靖區副司令的柏輝章見大勢已去，便向共產黨投誠。為利用其在舊軍隊的關系，解放初期柏輝章被作為統戰對象調入遵義地區剿匪委員會，任副主任委員。但到了1952年，柏輝章因暗中組織'中國國民黨黨員反共救國會'，被槍決于遵義的鳳凰山下。
"第三是關于會址的整修。現在游人看到的會址已比原來高出許多，由于遵義老城低凹，為防止水蝕，1964年政府對會址進行大修時，將整座樓房抬高了57厘米。"
我覺得這樣一補充，不僅增加了新聞性，也增強了可讀性。
三是從自己的體驗中和盡可能尋求群眾一道參與中去反映當前的情況和問題。
武漢，是毛澤東關于"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一偉大理論的誕生地，而第一次進行這一偉大實踐的地方是在井岡山。曾到過井岡山的人，想知道它今天的情況;沒有上過井岡山的，想知道它的過去和今天。
我在井岡山夜以繼日地進行了兩天采訪后，決定用我的體驗和感受去反映當前的情況：
"結束了在江西省委黨史辦的采訪，匆匆趕向吉安，晚上8點多到達井岡山。
"大家知道人民幣百元大鈔背面的風景是哪里嗎?那就是井岡山的五指峰。這里山高林密，路曲水險，時到今日，仍然通訊不便。在從吉安往井岡山行進的路上，我用手機與自稱能全國聯網的北京的尋呼臺聯系，請求將呼機漫游到本地，得到的答復是還沒有與井岡山市聯網，而手機信號一進山則時斷時續，說一件事得連撥幾次。我想，毛澤東當年之所以選中這里建立根據地，的確費了一番心思。其實不惟毛澤東，朱德也對井岡山情有獨鐘：我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里，看到朱德在《三國志·魏志·武帝記》一章中的眉批：'亂世有大志，無力者，均遠僻，養力以待，后多成功。'朱、毛聯手于井岡山，實因英雄所見略同。"
凡革命圣地，人們敬仰它，也期望很好地保護它，因為它是我黨、我軍和全國人民的一筆寶貴財富。可是，由于多種原因，有些地點的保護工作不盡如人意，要是正面批評，覺得不合適，尤其是在紀念建黨80周年的日子里。要是不聞不問不寫，我總覺得沒有盡到記者的責任。我與鐘勁商量后，決定還是應該用體驗的形式寫出來，既實事求是地告訴讀者，也為了引起當地和上級有關部門的重視，只是應寫得含蓄點。
比如，許多人都知道井岡山上的寧岡，因為那是毛澤東和朱德會師的地方。會師之前，也是在寧岡，毛澤東作出了一個影響中國革命命運的決定：落腳井岡山。地點是在寧岡的一個名叫古城的聯奎書院里。我們去了，卻讓我們大吃一驚，一是在寧岡卻找不到寧岡二字了;二是進不了聯奎書院。后來依靠當地人士好不容易打開了銹蝕之鎖。進得院門，只見滿地青苔，到處布滿蜘蛛網，毛澤東的臥室也不例外。不僅如此，曾是毛澤東的臥室里，除了床上的幾塊木板和上面積滿的灰塵，其它什么也沒有看到。我與當地群眾和干部進行了交談，一些人覺得不可理解。所以我寫下了以下的文字：
"寧岡古城被人們忘記了。令我更加不安的是：名震中外的朱毛會師之地--寧岡也被人忘記了：5月16日，我在茨坪向當地人打聽朱毛會師之地寧岡礱市，他們的回答是：'寧岡沒有了，礱市還在。'原來，井岡山市成立后，寧岡縣被并入井岡山市，縣名被取消了，以寧岡為名的鄉、鎮、村也沒有了。當地許多人對我說：外國人都到這里來找寧岡，我們只能對他們說，寧岡山水還在，名字沒有了。真令人惋惜不已。"
文章發表后，反響強烈，當地訂的經濟日報不多，群眾就自費復印，據一些信函或電話，我得知，竟復印了500多份。此事也引起了上級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三、寫作形式和內容也應根據主題的需要
有所變化和發展，用創新的形式來唱響主旋律新聞表現形式作為一種長期形成且相對穩定的文體，有它的特殊的構成因素和獨特的表現手法，我們應當遵從這些規律。但是隨著時代的前進，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對新聞的需求等各方面都發生了變化，新聞報道從內容到形式都應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用創新的形式來唱響主旋律。在重大事件的報道中，有時用界限分明的傳統體裁去寫，很難把一個復雜的內容寫得條理清楚又有深度。這些年我一直在關注、學習和研究許多交叉復合形式的新聞體裁。這次我嘗試采用交叉復合形式的新聞體裁，使用了"專訪"、"述評"、"評點"等多種形式，增加了報道的親切感、厚重感。
比如，在這組系列報道的第四篇里，寫到了上個世紀20年代，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制造了"4·12大屠殺"。從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共31萬人慘死于國民黨屠刀之下，其中共產黨人達2.6萬人，幾近當時共產黨員總數的一半。在這生死存亡的關口，中國共產黨人在武漢舉行了"八七"會議。會上清算了右傾路線，毛澤東在會上說了那句影響中國革命最深刻的名言："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句話后來被概括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按照體裁，接著應當寫毛澤東的這一偉大理論提出后，劫后余生的共產黨人是如何武裝斗爭并取得勝利的。但我覺得這樣比較老套，于是插入了一段訪問和對話。受訪的是"一大"代表陳潭秋的妻子王韻雪。老人是我采訪中意外找到的。去年5月13日，在武漢珞珈山下，我拜見了這位老革命。當年的革命者大都去世，如今能找到這樣的老革命并訪問她，本身就是令人驚奇不已的新聞。我在這段訪談錄的最后寫道："老人談起70年前那場大屠殺，堅定地說：'毛主席說得對，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黨要指揮槍，不然我們早垮了'。"這篇報道里，由于有了這段訪問記和對話，不僅增加了信譽度，也增添了活力和親切感。
評點或稱為點評，經濟日報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用了，實際上是編輯就某一篇報道直接發表觀點，這種體裁頗受好評。所以我就自己試著在文中必要的地方評點上幾句。比如，在系列報道的第二篇，我在闡述和分析了為什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大會選在上海召開，接著又寫了毛澤東等"一大"代表當年的回憶材料后，接著寫了一段評點：
"我想，年輕和知識，給了最早的共產黨人追求真理的勇氣，使他們完成了開天辟地的事情，但也正因為年輕和'不知世事'，注定了共產黨人要花很長時間，走很多彎路去完成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大文章。"
我到達延安采訪時，感觸最深的是時至今日，延安的老人們仍然深深懷念著黨群血肉緊相連的那個時代，不論走到哪里，領袖與人民、黨與群眾、軍隊與老百姓之間親密無間、魚水情深的故事是最多的。我在敘述這些故事后，也用了幾句評點：
"我想：我們黨始終是廣大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多到群眾中去認真解決問題，才能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同群眾的血肉聯系。如果黨的'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在有些地方變成了一句口號和一套形式主義的程序，那么就說明這些地方已經離開延安太久了。"
革命圣地踏訪記，我一共寫了19篇，每一篇里幾乎都有幾句評點。有的夾在文中，有的寫在文尾;有的三言兩語，有的夾敘夾評;有的為引導思考，有的為深化主題。去年6月17日，我來到了高州。這里是江澤民同志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發端之地。"我來到江澤民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的高州大禮堂，這個約能容納千人的會場，普普通通。我注視良久，默默沉思，不禁將它與延安召開'七大'的中央大禮堂、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的大伙房聯系起來。"行文至此，筆鋒一轉，我寫下了40多個字的評點："中國共產黨一貫富于理論創新，而且每當處于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相伴隨的總有一次全黨性的創新思考。"
就在這篇報道里，我在敘述了江澤民總書記為什么選擇高州作為"三講"調研點后，又寫了一段話：
"在江總書記高州主持召開黨建座談會的'孫中山紀念堂'里，我了解到，這是1934年修建的。談起孫中山，使我想到了，民族的興旺離不開思想的升華，政黨的發展離不開理論的成熟，正確的理論代表了先進文化的精華。歷史上曾有人用小農經濟基礎的'農民的平均主義'去救中國，也有人試圖從西方拿來'天賦人權'救中國，但都失敗了。惟獨馬克思主義能夠救中國，這已經被毛澤東思想的勝利、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成功所證明。凝聚全黨智慧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將使我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對這段文字，我在事后聽到有的同行說是評點，有的說是透出評論色彩的感想。不管怎么說，我覺得單一的新聞體裁在新的現實面前顯得有些無能為力時，以一種體裁為主，交錯融合幾種體裁寫也許順暢些，文章也許會更深刻些，留給讀者的思考空間也許會更多些。
四、對重大事件的報道，要有自己的發現、
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判斷寫重大事件的系列報道，說好寫也好寫，因為事件重大，又是系列，可縱橫取材，立體透視。想要寫好，卻亦難，因為是重大事件，影響大，關注的人多，寫的人也多，大眾的期望也高一些。如果人云亦云，寫不出特色，讀者不想看，自己寫起來也沒勁。
首先我試著從人所共知的新聞資源中，盡可能去挖掘新的材料，為讀者提供新的信息，讓人們更加重視和關注。
比如，南泥灣，中外聞名。我先后三次去過南泥灣，每次看的展覽、聽的介紹、得的材料差不多一樣，但我仍沒有放棄發現新材料的念頭。這次，我在南泥灣的幾個村莊里作了訪問，終于發現了新的重要線索，又找來史料反復核對后，寫到了文中：
"大生產運動中第一個挺進南泥灣的是誰?我在南泥灣采訪中了解到，是一個叫劉宗義的人。他當時的職務是陜甘寧邊區人民政府建設廳公路管理局慶陽-臨真公路分局局長。1940年12月初，他接到一項任務：負責找一塊地理條件好、能墾荒種地的地方。劉宗義出發兩天后，在富縣的司家岔村遇上了一位姓王的老伯，聽到了南泥灣的名字。第二天，劉宗義帶著30多名戰士進入了'樹葉有一尺多深，仿佛走在橡皮上，忽上忽下'的原始森林，太陽落山時，終于到達南泥灣。
"劉宗義回到延安，將勘察、設計開墾南泥灣的第一手資料上報給當時主管大生產運動的朱德總司令。朱德同意了他的方案，并寫了一封信，讓劉宗義交給中央軍委直屬炮兵團團長武亭，指示合作開發南泥灣。
"1941年1月末2月初，中央軍委直屬炮兵團開進南泥灣。大約用了半年時間，從榛莽叢中開出了一條6米寬的公路。以后南泥灣的糧食、副食品、工業品都是經過這條路，源源不斷地運到抗日前線的。
"武亭團長率兩個營克服了缺糧食、無房住等難以想象的困難，三四月份就在開出的荒地上種上了莊稼。這以后不久，王震率三五九旅開進南泥灣，使墾荒隊伍迅速擴大。以后許多部隊及邊區政府、中央軍委等單位也相繼開進南泥灣，形成了開荒熱潮。"
這篇報道發表后，接到了不少電話，其中延安市委書記王俠對我說："我在延安好多年了，還不知道這個事哩，我們得好好進一步挖掘和整理這些寶貴的史料。"她在電話中還告訴我：看了這篇報道，引起了興趣，把前邊沒看的12篇也找來看了。
其次，我試著盡可能用自己的語言去寫。每個記者在采訪和寫作時都會碰到不少難題，我也不例外。這次我碰到的最大難題之一是每到一個圣地都需要反映新變化。記者都知道，寫單篇的變化稍好點，寫幾個地方的系列報道就較難，寫不好，每篇里都會寫進硬梆梆的幾條路、幾座橋、幾棟樓，幾件好事，再加上一串數字和人們的吃穿等。
如何避免千篇一律呢?我就試著用自己的語言來寫。
比如，為了增強新聞性，我在寫《成熟于窯洞中的偉大思想》一文時，一開頭就寫了延安的變化：
"6月2日，來到久別16年的延安。
"16年前，為紀念紅軍長征50周年，我受報社編輯部的派遣，按當年中央紅軍長征同樣的路線，同樣的時間，歷經368個日日夜夜，終于走完了二萬五千里，到達陜北，到達延安。
"16年過去，我和延安誰也不認識誰了：我無疑斗不過歲月，而延安卻變得年輕……"
接著我在圍繞主題敘述了有關史料和走在黃土地上的感受后，又寫了"延安在變，變得更美好。我從王俠那里得知：延安山水惟一沒有變的就剩下寶塔了。"這樣寫，去掉了繁冗的數字，變得簡單了，仍使讀者感受到了延安今日的面貌。
第三，我試著進行自己的分析，作出自己的判斷。現在寫重大題材，獨家的不多，信息資源大家都在共享。我的想法是：重大事件我不可能獨家發現，但我可以搞獨家的分析、獨家的判斷。
比如，寫遵義，必寫遵義會議，一般來說，又必寫遵義會議得以召開的原因，而原因中，也大多是共同認可的政治上、軍事上的幾點。近20年來，我查閱了不少史料，包括共產國際保存的有關史料，覺得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央紅軍血戰湘江時，電臺被打爛了，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電臺失去了聯系，中共中央有了自主權。這次在遵義采訪中，我又一次請教了黨史專家，認為我的判斷是正確的，所以我在報道中寫了遵義會議得以召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的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電臺失去了聯系。并進一步寫了自己判斷的結論：從遵義會議開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擺脫了共產國際的盲目指揮，第一次獨立自主地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制定中國革命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它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真正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了，黨從幼年時期開始走向成熟。"
對于大家都知道的信息資源，有時僅靠分析來作判斷還是不夠的，還必須真正深入下去。比如說，紅軍走過的雪山草地我去過三次了，前兩次我也認為紅軍在雪山草地的最大威脅是過沼澤，所以傷亡慘重。去年5月下旬，我和鐘勁第三次去了雪山草地，差一點被凍死、困死在漫天飛雪的山上，是斯旦巴、澤旺等藏民冒險救我們下山的。又一次的深入，又多了一點體會，我又一次研究了史料，反復核實材料，我作出了新的判斷：最大的危險是疲憊、饑餓、寒冷，而不是沼澤。我在文中是這樣寫的：
"下長板雪山，向紅原、若爾蓋縣行進。就進入了茫茫的草地。兩年前我第二次到草地采訪，由于高海拔反應，我昏倒在若爾蓋，是藏族同胞搶救了一夜，第二天才蘇醒過來。今天，我故地重訪，對紅軍過草地時經歷的艱難困苦，又有了新的體驗，那就是紅軍遇到的困難環境惡劣之處，更為巨大。
"首先是疲憊。就拿紅一方面軍(也稱中央紅軍)而言，他們從江西出發一路征戰，且戰且走，在遵義會議后四渡赤水，跨過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到達雪山時，體力消耗很大，營養極度缺乏，戰士們疲憊至極。
"其次是饑餓。雪山草地是藏、羌等少數民族聚居區，由于反動派的誣蔑宣傳，不少群眾躲進深山，加上近8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居住著2萬多人口，物產不豐，數十萬大軍普遍籌糧不足，特別是在過草地的時候，許多部隊未進草地即已斷炊。而草地海拔在3600米以上，找不到一棵樹木，見不到飛鳥，根本談不上沿途補充。人們通常以為草地的恐怖在于沼澤，其實紅軍過草地最大的傷亡并不在此，而在于饑餓。
"第三是寒冷。草地里不時飛雪，1985年8月我穿越草地時，盡管帶了帳篷、兩床被子、棉大衣、高統水靴，夜間寫稿還凍得發抖。而當時紅軍缺衣、缺被、缺鞋，不少人進草地穿的是薄軍衣和草鞋，夜間只能背靠背或相擁著御寒，有的卻再也沒有站起來。
"據史料記載：饑餓的紅軍吞嚼著火燒水煮后的皮帶、槍帶、馬鞍等，甚至在人糞、馬糞中尋找沒有消化的青稞粒。據統計，除雪山區犧牲的紅軍，整個紅軍約有一萬人沒有從草地里走出來。"
這種判斷方式的寫作方法是否好，判斷得是否完全對，都可以進一步深入探討，但我覺得在沒有獨家發現采訪對象，或信息資源大家共享時，形成獨家的分析和判斷，不僅可以增加可讀性和深度，還可以增強報紙的特色。
"革命圣地踏訪"系列文章受到了讀者的關注，獲得了第十二屆中國新聞獎一等獎，如果說有什么體會的話，那就是：無論何種題材的報道，只要用心、用情去采寫，都是大有可為的。"有耕耘才會有收獲"。
(《新聞戰線》2002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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